魏文馨没有跟我一起回来上班。

她在坐月子。

根据她的身体状况，可能还要休养一两个月才合适上班。

在红安的时候，我充分发挥了交际才能，把几个重要人物笼络得很好，而且把村支书的侄女以及其他几个女孩子也带了来东莞，给她们进厂。

我答应把支书的侄女进到一个轻松又拿钱多的部门去。

我早已经想好把她放到电脑针车室。

那里单价高，活又轻松，还有空调。

当然这要花点代价，也算是一种交易吧。

我还在红安时，江时虎就跟我说房子已经退掉，东西都寄存在几个老乡那里。

等魏文馨来了，我们再去拿。

这消息令我在红安的最后几天过得很不开心，连麻将都没心思打。

按照我们家乡的风俗，我带了些红蛋、花生之类的土产，分给同事们吃。

然后直接去找花蕊。

我没给她带红蛋，怕引起不愉快。

谁知她一见面就向我要。

生小孩发红蛋的这个风俗在她们四川南充也是一样的。

我老老实实说没有了。

她笑着说：那也没关系，请我吃饭好啦。

我想都没想就一口应承，随即觉出不对头来。

这个样子可不像情人的关系，跟以前我们做朋友时一样。

我想要问她搬回来住的原因，但没机会。

她一直问东问西，譬如孩子长得可不可爱，魏文馨身体好不好，红安好不好玩之类。

等问完这些，她就说赶着去上班，然后跑掉了。

这让我相当郁闷。

其实如果我理智一点的话，就此打住，也许事情不会变得像后来那么糟糕。

但我不能理智，陷在情欲里的人都不能理智。

我不方便总是去裁断现场找她，就不断打她的手机。

手机是江时虎“赞助”买的，花蕊要赶这个时髦。

在我们工厂，不少月工资不过几百块的少年男女都买了手机，宁肯节衣缩食也要撑面子。

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花蕊后来不接我的电话了。

我勃然大怒，直接到她宿舍去叫她。

那天已经很晚，操场上都没什么人了。

花蕊穿着睡衣，一副睡眼惺松的样子跑出来。

她说：就这样吧，不要再闹了。

这个“闹”字听得我火冒三丈。

我说：我在闹吗？

你以为我是在闹吗？

我不是三岁小孩子，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花蕊说：你不是在闹是在干什么？

你现在有小孩，做爸爸了。

好好跟魏文馨过日子吧。

我烦躁地说：我没说不跟她好好过日子。

花蕊说：那你还来找我？

我想了很久的一句话脱口而出：可是我舍不得你。

我……我爱你！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一个女孩子说过“我爱你”这三个字，包括魏文馨和花蕊。

我觉得说出一个“爱”字责任很重大（当然也肉麻）。

这是我第一次对别人说“我爱你”，可能也是最后一次。

这句话一下子就把她打倒了。

她的眼泪流出来，什么话也不说，就跑回宿舍去了。

其实花蕊处理这件事的方式是对的。

对于一件注定没有结果的事情还是尽早结束的好。

虽然痛苦乃至绝望，但不烦人。

是我逼她的。

我是这种人，不撞南墙不回头。

结果是痛苦和绝望依旧，而且把事情搞得无比烦人。

自从我那个晚上找过花蕊，我们又恢复到从前的状态。

花蕊依旧热情如沸，好像把一切烦心的事都抛到了脑后，纵情欢乐。

但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不算对建筑业的污蔑），这种事情不可能长久地瞒住别人，特别是江时虎。

厂里就这么大，江时虎几乎是一下班就要找花蕊，花蕊虽然是个编瞎话的高手，然而编得多了，也难保江时虎不怀疑。

事实上他就是怀疑了，所以终于有一次把我们堵在了房子里（跟以前和魏文馨一样，我们租的临时房间）。

用“堵”字也许不大合适，门是我自己打开的。

我老感觉门外有一个人。

结果门一打开，就看到了江时虎（可能他已经在门外站了好长一段时间）。

虽然早就有思想准备（江时虎尤其如此，他看着我们进房间的），但大家还是相当震惊，尴尬非常。

那一刻，花蕊的脸是红的，江时虎的脸是白的，我的脸则是铁青色。

相持了大约有几秒钟，可能是几个小时也说不定，我那时对时间已没什么概念。

江时虎颓然坐倒在地，喃喃自语：我是猪。

我早就应该知道了，我是猪，我真是猪……一边说一边捶自己的脑袋。

我本来做好准备江时虎骂我打我的。

如果他真的骂我打我，我就认了，也不还手，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但他这个样子却让人受不了。

我甚至怀疑他精通心理学，知道我的弱点在哪里，操着刀子就捅进来了。

我呆了一阵，蹲下来，拍了拍他的肩膀，想要说点什么安慰他。

真正说出口来的却只有干巴巴的一句。

我光会说：僵尸，别这样。

僵尸，不要这样……他不看我也不理我。

我们俩就像一对白痴，各自说着不相干的胡话。

这时候花蕊说话了。

她说：你走，我有话跟他说。

一开始我不知道她跟谁说话，直到她推了我一下才知道是要我走。

但我不愿意。

我是个男人，在这种时候溜之大吉恐怕不大合适。

花蕊尖叫起来。

这种歇斯底里的尖叫把我吓住了，把江时虎也吓住了。

我们两个白痴又一齐呆呆地看着她。

花蕊再推我一把：你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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