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 个人并不是生来要被打败的！

《今天，我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是这样写的：

【如果战争可以用枪炮和鲜血摧毁一代人的信念，那么金融危机就能用数字和债券完成同样的事，甚至更彻底。

因为子弹只杀死身体，而破产杀死希望！

1870年，我们在色当输掉了一场战争；1882年，我们在证券交易所输掉了另一场。

区别在于，这次我们甚至不知道敌人是谁。

……

“联合总公司”破产了，但比银行倒闭更可怕的，是对它所代表的信念崩塌！

我们曾经相信，努力工作、谨慎投资、持有国家年金，就能安稳地度过一生。

我们嘲笑投机者，鄙视冒险家，以为自己是法兰西坚实的脊梁。

可现在呢？年金从83跌到79，还会继续跌。铁路债券成了废纸，殖民地开发债更是笑话。

那些靠利息生活的寡妇、退休公务员、教师，一夜之间发现自己一无所有。

他们做错了什么？他们只是相信了这个国家给的承诺。

这不是他们的错——

错的是那些把年金变成赌桌筹码的金融投机者！

是那些用‘稳健’包装贪婪的机会主义银行！

是这个软弱到纵容这一切发生的第三共和国政府！

……

道德堕落了，政治堕落了，只剩下普通人承担代价！

今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迷惘的一代”】

这篇社论巧妙地将文学形象与现实困境捆绑在一起，让每个在金融危机中受损的读者，都自觉不自觉地代入雅克。

他们突然“理解”了雅克的颓废：不是不想振作，是振作给谁看？努力又有什么用？

《费加罗报》的销量再次飙升，街头巷尾，咖啡馆里，沙龙中，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篇社论。

而在《费加罗报》的读者来信栏，在保守派报纸《高卢人报》的评论版，在沙龙和俱乐部的私下交谈里……

指责《太阳照常升起》的声音却越来越大：

“现在是什么时候？人心惶惶！这种书还在那里宣扬一切都是虚无？它正在毒害公众的信心！”

“写这种东西是不负责任的！人们已经够绝望了，股票跌了，年金跌了，未来一片灰暗！

“索雷尔先生到底想干什么？他是不是觉得，看着我们这些老老实实储蓄、相信国家的人梦想破灭，很有趣？”

————————

“双偶”咖啡馆，客人比往常少了一半。

皮埃尔是一个六十五岁的退休中学教师，坐角落，面前放着一杯黑咖啡，已经凉了。

他只是盯着桌上摊开的《费加罗报》，金融版面上密密麻麻的数字和下跌箭头，他看了整整一早上。

邻桌两个年轻人在低声交谈，声音飘过来。

“……我父亲昨晚一夜没睡。他的年金，跌了快三成。”

“我叔叔也是。他本来指望卖掉一部分，给我堂妹置办嫁妆。现在？”

后一句话没说，但意思很清楚——现在不行了。

皮埃尔听着，浑身发冷——他也有年金，不多，刚好够他体面地生活，偶尔来坐坐，再看几场不太贵的戏剧。

那是他工作三十年，省吃俭用，一点一点攒下来的。

他总跟学生们说：“孩子，要谨慎，要为未来打算。”

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

可现在，他自己的“未来”像一块被虫蛀空了的木头，看着还在，轻轻一碰，里面全是粉末。

他抬起头，目光掠过咖啡馆里稀疏的客人，落在那张空着的桌子上——小说里，那是雅克·德·巴纳常坐的位置。

之前读《太阳照常升起》，他觉得那是个遥远的故事，关于另一群人的、精神上的失败。

那些迷惘、空虚，虽然让他感到不适，但终究隔着一层。

那是“迷惘的一代”的问题，是战争的后遗症，是年轻人找不到方向。

但此刻，那种“不适”实打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生活里。

不是精神层面，是每日的面包，是下个月的房租，是原本计划好的、去南方度过夏天的微薄预算。

“年金”，终身稳定的想象，被一张破产银行的公告轻易撕碎。

皮埃尔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句子：“我做对了一切，为什么还是失败了？”

然后头就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起来。

他谨慎，他节制，他储蓄，他相信国家公债是最坚实的基石，他做对了所有“应该”做的事。

可基石塌了！

他重新看向报纸，《太阳照常升起》的连载一周前就结束了，文学副刊上是另外的小说。

但他依然看到了那个下午四点才醒来的雅克·德·巴纳。

那个雅克什么都不做，只是喝酒，等待，接受一切的无意义。

以前，他觉得那是颓废，是放弃。

现在，一个冰冷的念头钻进他心里：我们嘲笑他迷惘，可我们的“不迷惘”，建筑在什么东西上？

建筑在一张随时可能变成废纸的债券上！

皮埃尔坐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街道。

太阳其实还在，被云层挡着，透出一点有气无力的光。

太阳照常升起，可很多东西，已经照不亮了。

于是他暗骂一声：“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

———————— 第七区一个中产家庭的小型沙龙里，气氛压抑。

男主人亨利·莫罗是一位律师，刚刚损失了名下近三分之一年金的市场价值。

他的客人们——一位医生，一位建筑师，两位政府部门的科长——或多或少都受了波及。

话题不可避免地转到《太阳照常升起》上。

医生埃米尔首先发难，他挥舞着手臂：“我早说过，这本书有问题！它散播的是一种精神的瘟疫！

现在好了，连带着现实也跟着一起变得糟糕起来！”

建筑师维尔迪阴沉着脸：“现在回想起这部小说来，就像往伤口上撒盐。不，是撒毒药！”

亨利·莫罗喝了一大口白兰地：“你们知道最可怕的是什么吗？我现在躺在床上，脑子里会冒出那个雅克的脸。

他那副无所谓的样子！我以前觉得他可鄙，现在……现在我却有点理解他了。”

他环视众人：“如果我们几十年小心翼翼规划的生活，一场风暴就能轻易掀翻，那我们的‘谨慎’算什么？

我们的‘节制’算什么？一场笑话吗？如果雅克那种活法是错的，那我们这种活法，又对在哪里？”

沙龙里一片死寂。这个问题太重了，没人能回答。

亨利·莫罗猛地放下酒杯：“都是这本书的错！还有那个作者！他让人没法再相信……没法再相信一切了！”

迁怒于作者，成了他们宣泄恐惧和失落最直接的出口。

莱昂纳尔·索雷尔，在他们眼中，从一个描写迷惘的作家，变成了一个“危险人物”。

不是因为他制造了危机，而是因为他提前拆穿了所有用国家信誉担保的安全感，让人们无法再自欺欺人。

1870年的时候，是法兰西必胜的口号；1882年，是“年金至上”的信念。

于是他们开始称呼莱昂纳尔为“不祥之人”，说他“预言了灾难”，或者“正因为他，市场的信心动摇了”——

尽管这毫无逻辑，但在恐慌的情绪里，这种论调还真有不少人相信。

沙龙里所有人都暗骂了一声：“妈的，这该死的索雷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