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给自己包袱，是让自己没有更大的包袱。因为给自己适当的压力，就不会让压力压垮了自己。

昆仑雪峰送我行，唐古雪峰笑相迎。唐古雪峰再相送，旭角雪峰又来迎。七日七夜雪峰伴，不苦风砂乐晶莹。同人举酒喜相贺，轻车已过最高层。明日拉萨会亲友，汉藏一家叙别情。

王建的凉州行，这首诗生动地描述了汉蕃文化互相影响的情景。

凉州西边沙皓皓，汉家无人开旧道。边头州县尽胡兵，将军别筑防秋城。万里征人皆已没，年年旌节发西京。多来中国收妇女，一半生男学汉语。蕃人旧日不耕犁，相学如令种禾黍。驱羊亦著锦为衣，为惜毡裘防斗时。养蚕缀茧成匹帛，那将绕帐作族旗。城头山鸡鸣角角，洛阳家家传胡乐。

自从河陇陷入吐蕃，一直到张议潮驱逐吐蕃，重新归附唐朝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吐蕃在这地区强行推行同化政策，所以说河陇地区的吐蕃文化遗留痕迹十分明显。

对于吐蕃化的遗留，最明显的就是在吐蕃占领敦煌，刚开始的时候，尚乞心儿强行推行吐蕃华政策，要求河湟地区的百姓改换服装。全部穿上吐蕃的衣服，说吐蕃语言，面部还得像吐蕃人一样赭面，吐蕃人的这些政策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想把这些地区的汉人全部融入到吐蕃统治当中去。

伴随着吐蕃占领区域的扩大，吐蕃华政策已经逐渐推行到沙洲地区。

即便如此，汉族子民还是时刻不忘自己是大唐的人。

每当祭祀祖先的时候，他们都会拿出珍藏的汉服，向东叩拜，祭祀仪式完成之后再重新穿上吐蕃服装。

他们虽然已经按照吐蕃统治者的要求保持着吐蕃的生活习惯，但是老人们还是时刻叮嘱自己的后代，不要忘记自己是大唐的子民，还偷偷教他们汉语。

老一辈儿人死了之后，他的子孙会为他穿上汉服发丧，并且希望他的魂魄能够重归大唐。

对于这件事情，唐代著名诗人元稹有诗为证。

“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梳汉发。

近年如此思汉者，半为老病半埋骨。

尚教子孙学乡音，犹话平时好城阙。

老者傥尽少者壮，生长蕃中似蕃悖。

不知父祖皆汉民，使恐为蕃心砣砣。”

吐蕃占领河西走廊之后，汉族人和吐蕃人长期混居，在生活习惯上互相影响。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有一幅张议潮统军出行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出来，即便归义军政权建立后，他们仍然保留着一部分吐蕃人的服饰和习俗。

吐蕃统治河陇时期，官方文字就是古藏文。所以在整个归义军政权的前期，也一直使用藏文来书写官府公文。后来在敦煌文书中还发现了有藏汉对照的《千字文》，这很可能是当时对于初学藏文者的入门教材。由此可见，吐蕃对唐末五代以及宋初河陇各个民族的影响是深远的。

甚至在人名上也开始出现汉姓和吐蕃名字交叉使用。唐文宗时期，有一个唐朝使者路过西北地区的时候，发现当地人说话的口音已经发生了变化。虽然他们身穿汉服，但是在语言上明显受到了吐蕃语音的影响。

在吐蕃强制同化政策的影响之下，西北地区民众已经逐渐融入到了吐蕃社会生活中。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变化就是西北地区汉族人民的数量变化，在唐朝的时候，凉州和甘州等地大部分都是汉民，但是到了五代和宋朝初期，甘州和凉州已经很少发现有汉人的活动，这说明到底汉民已经全部融入到吐蕃当中了。

公元787年唐朝和吐蕃谈判失败后，吐蕃军队在唐朝边境地区俘虏了1万多名唐朝百姓。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汉族百姓不忍离去故地，当场就有数百人哭的昏死过去，还有些人直接跳下悬崖，也不想跟吐蕃走。

但是随着时间发展，这部分人的后代长期和吐蕃人生活在一起，已经出现了互相通婚的情况，这些人也逐渐融入到了吐蕃社会生活中。

白居易在《缚戎人》一诗中写道:“自云乡管本凉原，大历年中没落蕃，一落蕃中四十载，遣着皮裘系毛带。

唯许正朝服汉仪，敛衣整巾潜泪垂;

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

吐蕃要的是能在占领区长期稳定的统治下去，所以在占领这些地区后，他们就必须改变统治政策。

其中在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后，长期在沙洲一带带领当地居民抵抗吐蕃十几年的阎朝率领部下投降了吐蕃，吐蕃人为了更好的管理沙洲地区，继续任命他为沙洲部落使，阎朝也尽职尽责的管理者沙洲子民。

虽然他率领全体居民投靠了吐蕃，但是他内心还是心向唐朝，跟吐蕃的将领们并不接近。

但是她忽略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这里已经不是当年他带领当地居民打游击的地方了，而是成为了吐蕃的领土，如果他不能真正融入吐蕃当中，早晚会迎来悲惨的命运。

有一次，有一个沙洲地区的商贩状告两个吐蕃士兵买东西不给钱，还把他打了一顿。阎朝责令这两个士兵把钱给他，并且重重的惩罚了他们。这件事情导致有一些吐蕃观礼极度不满，并把这件事情捅到尚绮心儿处，尚绮心儿认为阎朝这么做，根本就是没有把吐蕃统治放在眼里的行为。

这时候，当年被阎朝杀死的沙洲节度使周鼎的亲戚们看到了报仇的希望。

他们认为吐蕃当局对阎朝并不信任，而且开始出现不满，所以他们就商量要为周鼎报仇。

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暗中造谣，说阎朝身在曹营心在汉。

当时之所以暂时臣服吐蕃，是因为力量有限。

如果驻扎在沙洲地区的吐蕃军队调防，他一定会趁机叛乱。

尚绮心儿得知了这个消息，上层统治者往往都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尚绮心儿开始思考一个既能顺利除掉阎朝，又能给沙洲军民一个完美的借口的方法。

最后他采取了一位谋士的建议，用慢性毒药慢慢的毒死阎朝。

他让人暗中收买了阎朝身边的一个侍卫，这个侍卫就找了个机会，偷偷把毒药撒在了严朝的靴子里。

毒药通过人体皮肤的接触，慢慢开始发挥作用。

阎朝的身体逐渐变得虚弱，最后中毒身亡。

为了避免激起占领区民众的激烈反抗，吐蕃积极与当地的世家大族合作，这些大族主要有敦煌当地的张、索、阴、李等大姓。其中阴氏家族很具有代表性。

阴氏家族自隋朝就一直活跃在敦煌地区，世代为官。阴氏家族在唐朝时期为了迎合武则天的意志，大肆为武则天的掌权制造舆论。当时各地流行为皇帝进献瑞物，以象征着女皇称帝的顺应天意，武则天对这种行为甚是受用。阴氏家族的阴嗣监进献五色鸟、阴守忠进献白狼，这些瑞物都得到了武则天的赞赏，阴嗣监也因此升任北庭副大都护。

吐蕃占领敦煌后，阴氏采取了合作态度。吐蕃人很高兴，很快就任命阴伯伦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为了表示对阴氏的重视，吐蕃赞普免除了阴氏的十一税，在经济上给予了很大的支持，阴氏家族不仅拥有良田万亩、杏桑万株，同时还有四座庄园，牲畜不计其数。阴氏家族似乎恢复了昔日的荣耀，忘记了自已不过是落蕃降臣的耻辱。

阴嘉政，也就是敦煌著名的阴处士，是阴伯伦的长子，也是敦煌莫高窟第231窟功德主。阴氏家族本不是敦煌人，可能在汉代征战西北地区时居留此地，以武功起家，并-直秉承了这一传统。阴嘉政的兄弟阴嘉义自幼熟读兵书，两岁时候就与大人谈论用兵之道，长大后，更是排兵布阵，十分了得。

阴嘉政兄弟也接受了吐蕃的官帽，成为吐蕃占领河西的代理人。吐蕃分别任命阴嘉政为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阴嘉义为瓜州节度行军先锋，阴嘉珍为瓜州节度行军并沙州三部落仓曹及支计等使，阴离缠为大蕃沙州三学法律大德;阴伯伦的女儿智惠也成了一个尼寺的法台。

但是阴嘉政一直为今生事二主耿耿于怀，尤其是到了晚年，更是深感惭愧，经常长吁短叹，愁容满面。

有一次，弟弟阴嘉义又看到大哥在书房中长吁短叹，于是询问缘由。

阴嘉政叹息道:“别看咱们家-门荣宠，深得吐蕃赞普的重视，但是咱们却是为了苟活于世，卑躬屈膝投降异族，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病了。

人们常言道‘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咱们的罪孽不可饶恕，要为子孙谋划，教导他们以忠义治身。”

阴嘉政的一番话深深地触动着阴嘉义的心灵深处那根脆弱的神经，二人都沉默不语。

为了忏悔家族投降吐蕃的不齿行为，阴嘉政决定在莫高窟修建功德窟，以求减轻内心的负罪感。

于是，就有了第231窟。

吐蕃还对河陇地区的其他少数民族进行了一定范围内的地区性迁徙，让各民族间打破了民族壁垒。其实从敦煌莫高窟中的壁画上可以看到，在这一时期，吐蕃进入河西以后，在汉人吐蕃化的同时，吐蕃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也在不知不觉中逐渐汉化。

吐蕃在统制河陇地区实行的是节度使制度，在吐蕃进攻和统治河陇地区的过程中，为了统一指挥不同民族的军队，更好地加强管理，先后设置了五大节度使。吐蕃的节度使下面还配置有比较完备的官吏系统。这些官职的配置，充分的体现了吐蕃节度使制度及军事政治经济管理职能为一体的特点，更加说明了吐蕃移植本土的管理制度来统治西北各少数民族的史实。

另外在河陇地区设置的官吏中，大部分都来自吐蕃。甚至还会任命一些大族中的某些成员参与到统治中来，借助他们在当地的威望辅助吐蕃统治敦煌地区。吐蕃也像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一样，利用吐蕃和汉人双重的官职体系，在河西地区维持了近百年的统治。

公元790年，吐蕃按照敦煌地区百姓所从事的职业，把他们分成了若干个部落。

如行人部落、僧尼部落、丝绵部落、道门亲表部落等。

部落大致相当于原来的一个乡的建制，而部落内部的组织结构和吐蕃本部的部落制相似。

部落的最高长官是部落使，部落下面设置有将，长官为将头。

千户是吐蕃统治敦煌的最基本的单位，长官为千户长;

千户之下是小千户(也就是五百户的组织)，设小千户长一人;

小千户之下百户，设百户长;

百户下设十户，官吏称为十户长。

为加强统治力度，820年左右，吐蕃增设了具有军事性质的阿骨萨、悉董萨部落:824年增置通颊军事部落。

这种制度不仅是一种政治组织，同时也是一种军事组织形式。

吐蕃改变了唐朝在敦煌地区实行的均田制度，吐蕃在这一地区按照人口授予田地。

基本上每人给十亩土地。

为了征收赋税，吐蕃借鉴了一部分唐朝的赋税制度。

然后又结合本地就有的奴隶制，设置专门的税务官，按照每户的方式征收，征收的物品包括主要的经济作物。

另外官府还对百姓征收徭役。

而且伴随着佛教在吐蕃全国范围内的推行，敦煌地区也出现了崇佛的风潮。

各地开始广建寺院，大量的民间土地被寺院占有，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而且这些土地不受政府管辖。

政府统治下的纳税百姓人数减少，普通百姓的纳税额度提高，这些都使得普通老百姓的负担加重。

有很多老百姓开始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吐蕃统治者为了更好的管辖当地汉族百姓，甚至把铁器全部收缴到官府。

这种做法自然会严重影响到农业的生产发展，导致当地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在民间又重新退化到了奴隶社会时期那种以物换物的方式。

河西地区的佛教之所以如此发达，也与吐蕃占领河西地区之后，对当地佛教的传播有很大关系。敦煌本来就是佛教中心，吐蕃占领这一地区之后，开始在这里大规模的开窟造像，建立寺庙广收僧侣。在多方因素的共同推动下，敦煌地区的佛教空前繁荣，寺院也急剧扩张，僧侣的人数从原来的300多人迅速扩张到1000多人。

河西地区被吐蕃占领以后，也跟吐蕃本土一样，僧人开始参与到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个领域当中。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位吐蕃统治敦煌晚期的著名僧人一洪辩法师。洪辩，俗姓吴，因此也被称为吴和尚、吴僧统，具体名字不详，生卒年也不详。洪辩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父亲吴绪芝因军功授予建康军使，母亲为南阳张氏，是敦煌豪门之一。洪辩自幼聪慧，深得父亲喜爱，良好的家庭教育背景使得他很早就显露了各方面的才华，并任职于政府部门。

因顿悟佛教因果报应的道理，洪辩辞官回家，潜心研究佛法。

吐蕃占领敦煌后，强迫当地汉人吐蕃化，洪辩极其反感吐蕃当权者的做法，但是也无力与强大的政权抗争，只有皈依佛门，求得内心的安宁，并最终经过不懈努力成为敦煌地区著名的高僧。